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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大革命电影 一次青春冲动式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与世界电影大转折

一次青春冲动式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与世界电影大转折

文/娄军

电影是1960年代一代人的媒体,这代人从50年代的经济繁荣中走来,在青春的校园里不禁思考起人存在的意义。政客们以为物质的充盈会让他们永不长大,但他们却显得焦躁不安。广告商小心翼翼地奉承他们为“随意去哪里、随意干什么的一代”。只是没料到会“随意”到上街、暴动、离家出走、献身毒品。但这也成为日后电影最重要的题材库、最鲜明的符号,光和影放大了他们的故事,夸张着他们的色彩:因为从来没有一代人如此自我又迷茫、勇敢又无知,他们继承了20年代乱糟糟的主义们的灵感勃发,感性、煽情、冲动,拒绝更深一步的思考。他们厌烦自己的存在,却沉溺于感官的盛宴里来代替梦想和渴望,他们以表演和消费的姿态融入集体生活,半推半就地抗拒着“散众社会”的到来。

这是一个人人都情不自禁地使用最高级形容词的时代,所以会给披头士、给《邦妮与克莱德》空前绝后的地位,会看着《毕业生》哈哈大笑,会推动《逍遥骑士》的票房而让暴赚的发行公司都摸不清头脑。从伯格曼严肃的哲学追问到夏布罗尔的讽刺艺术,一直到戈达尔玩笑般的新闻拼贴电影,只是在这个时代才“共谋在一种欢愉的矛盾精神中从而共同繁荣。”

在那一年前后,世界电影出现了如此多的新观念,就像风暴一样混合着严肃、深刻、表面、滑稽和投机主义的矛盾:从英伦负有责任心、采取阶级观点的肯·罗奇等人,到德国政治电影的崛起;从阿根廷的“解放电影”到伊朗的“新浪潮”;从直接电影对事件现场的靠近,到巴西“狂欢左派”的神话叙事;古巴把1968年作为庆祝从第一次斗争到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“百年挣扎”的纪念年,翌年提出了号召和观众一起创作的“不完美电影”,而好莱坞则在迷幻艺术和公路电影的巅峰里展开自救,给欧洲影人提供实验机会,给“电影小子”的“不知天高地厚”以宽容……

“破坏/创造”的欲望回来了!

就像那一年空气中弥漫着的不确定一样,“五月风暴”的到来也十分意外。此前2月法国爆发了针对文化部辞退电影资料馆馆长朗格卢瓦的游行,德纳芙、特吕弗、戈达尔、贝尔蒙多……法国电影精锐尽出,“安托万”让-皮埃尔·莱奥宣读了一个宣言,这后来成了影片《戏梦巴黎》的开场。事件虽然在4月底平息,5月2日,资料馆重开大门,但第二天,因为警察进驻了校园,之前还调查显示只关心就业、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大学生们打破分歧、团结一致地选择了对抗。不久,这个队伍扩展到了工人、作家、广播电视工作者乃至于看门人,“不懂历史、大腹便便”的一代人也跟着起来了!“其实,我们早在五六年前就在电影院这么做了,这不,最终其他社会各界也跟上来了。”导演施隆多夫说。就在这之前,年迈的戴高乐将军还说:“如今再没有什么棘手的事要对付了,也再没有英雄业绩可创造了,我反倒觉得没劲。”

学生们几乎有着和他同样的厌倦,“法国社会生活平平淡淡,毫无波澜,而世界上到处都在动荡,美国社会的黑人、卡斯特罗、格瓦拉、越南民族统一阵线,手上都举着武器,正规战、游击战,到处都是革命的旗帜,青年人满脑子都是从电影中看来的十月革命的史诗、西班牙战争以及各种各样的革命形象,少数大学生是从模拟暴力来开始模拟革命的。……从某种意义上说,学生的革命运动想重新经历全世界的革命历史。”社会学家艾德加·莫兰后来分析道。而资料馆事件则意外地成了风暴前的演练。

记者和艺术家走在前列,意味着每一个战斗的细节都像节日的仪式一样被记录、放大和阐释。这和其他国家发生的反抗事件虽然性质不同,却第一次被现代化的传播手段紧紧联系在了一起,仿佛自己懵懂的举动得到了理解、鼓励和期待。于是,与其说它是革命,还不如说是表演,他们几乎是故意向警察寻衅,仿佛这是一场紧张、激烈、悲壮、欢欣的成人仪式,而公司化个人那为工作和娱乐淹没的“破坏/创造”的欲望回来了!这种情绪早在他们逃避伯格曼影片中虚玄别扭的发问、追捧戈达尔自由嬉戏的调门中就可见一斑。“让大家都只凭自己的热情行事吧,不要有负罪感,以便重新获得做人的感觉。”“我不愿倒下,不愿意死,别吃太饱,别变老。”“让节日的感觉回来吧!”……但标语墙上更多的还是逻辑不通的抒情和幻想:“去要要不到的东西!”“我有些事要说,但不知道是什么事!”“我要发布永久幸福令!”“禁止说禁止!”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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